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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无可称赞,好像也应该无可指责。至于在外交方面,琦善的做法不仅毫无过错,而且实在是超越时代超越那时所有人,因为他审时度势地看清了中英两国的强与弱,权衡了利害轻重而作出了一个高度理性的选择。
但是,蒋廷黻认为,琦善的理性选择使他个人蒙羞,成为国人痛恨的不抵抗范本或卖国贼,然而实在说来,琦善的这个理性举动又使中国错过了至少二十年的进步机会,因为按照林则徐的部署和预案,那么中英之间必大战,战则必败,败则中国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使中国的损失大幅减少,而且可以使中国的维新提前至少二十年。
至于林则徐个人,那么也必然因大战大败而身败名裂,所以蒋廷黻推论,清廷罢免了林则徐,实在是最大限度地成全了林则徐的一世英名,是林则徐的终身大幸事,但对于中国的国运来说,林则徐的去职实在是大不幸,不仅人为拖延了中国政治进步,而且阻碍了中国走上世界的大道。
蒋廷黻的观点今天看来并不算什么,历史悖论几乎从来如此,但这篇文章在当年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知识界对抵抗、妥协究竟孰利孰弊的争论。联想到1931年中国政治中国外交的现实背景,蒋廷黻的这些看法更容易在知识界引起巨大回响。
外交史的研究特别是研究成果在现实政治中获得的巨大回响激发了蒋廷黻浓厚的研究兴致,使他觉得有必要运用一种全新视角和观点回望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他发誓用十年功夫去写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然而由于时局急剧变化,他的这个理想很快被中日战争所打乱。
随后几年,蒋廷黻被政府征调从政,先后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等,这个计划就被一拖再拖,甚至有泡汤的危险。1938年春,蒋廷黻结束了驻苏大使两年任期,在那还没有新的任职安排空档中,写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念头又急剧萌生。
蒋廷黻那时住在汉口,身边并没有多少图书,但是他的写作念头越来越强烈,所以他决定即便没有参考文献,他也要被自己这些年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